都市潜行_涂鸦

摘自《收藏家 》

　　成化官窑烧造的瓷器，质良色精，品种丰富多样，尤以形体小巧的斗彩杯、碟、碗、盘、罐器为多，纹饰沿续了前朝又多有创新。器型一改前朝浑厚的大件器风格，以小巧精细为主。其主要特征：青花淡雅，白釉莹润，色彩柔和，笔法流畅，造型小巧秀丽，胎质洁白细腻，故古今中外谈及成化官窑斗彩的书籍比比皆是，其成就也被誉为历代各朝官窑瓷器之冠。
　　斗彩一词始见于十八世纪佚名《南窑笔记》一书。“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先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斗彩；填者青料双钩花人物之类，于坯胎成后复入彩炉填入五色曰填彩……”现在人们所说的斗彩其实和古人所说的填彩相同，即在坯胎上用青花料勾出图案纹样的轮廓，在有的轮廓里填入青花料，有的轮廓上空出，画完后再附上白釉，入窑经１２００ ℃上下高温还原焰烧成瓷，在瓷青花轮廓空白处上填上相应的低温色彩（红、黄、绿、紫等）再入低温窑炉经８００ ℃ 上下氧化焰二次烧成，因其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互争艳斗奇故称之为斗彩。成化斗彩器种类繁多，仅杯类有子母鸡缸杯、高士杯、三秋杯、花鸟杯、葡萄杯、菊花杯、团龙杯、脱胎双龙杯、八宝高足杯、缠枝莲杯、五供养纹杯、莲托八宝杯、花草蝴蝶杯、落花流水杯、婴戏纹杯、莲荷水草纹杯、夔龙杯、折枝花杯、梵文杯、缠枝莲托梵纹杯等，而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斗彩鸡缸杯。清朱琰《陶说》称“成窑以五彩（斗彩明代称五彩）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神宗（万历帝）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只值钱十万……”清蓝蒲《景德镇陶录》称：“成化厂窑烧造者腻埴质，尚复五彩为上……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上绘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也说：“鸡缸始于成化，画石山牡丹，下有子鸡跃跃欲动……《高江村集》有成窑鸡缸歌，此后乾嘉道历朝均有鸡缸之制，款称仿古……若成化者又在景星庆云之列莫之或睹矣。”因此，其为国内外收藏家所格外重视。今年４月份在香港拍卖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竟以２８００万港币天价成交。由此不难解释，为何明代至今成化鸡缸杯都异常稀少名贵，同时也完全说明成化斗彩瓷不愧是中国瓷器史上的璀璨明珠。
　　众所周知在洪武二年景德镇设置官窑厂以后，每个时期瓷器的制作都与当朝皇帝息息相关，如《明太祖实录》载永乐帝朱棣语：“朕朝餐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难看出永乐帝喜欢洁素的白瓷，因此永乐时期大量出现甜白瓷不是偶然的。再如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在传世品中官窑瓷器多喜用八卦、八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如北大考古系赛克勒博物馆就藏有一个８０多厘米大盘，图案内壁绘云鹤纹、盘心绘折枝松写福字、外壁用八卦云鹤装饰，盘外壁边缘书“大明嘉靖年制”楷书加双方框，就是代表作。再如《清档》雍正内务府杂录：“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白定窑瓶小瓶一件，奉旨：比此瓶大些的、小些的成官釉或别样釉水，照此样交怡亲王着年希尧照此款式烧造些来。其花样不甚，着另改花样，碗底不必做腆心。”从上可以看出官窑的生产与当朝皇帝是密切相关的，有的皇帝不仅亲自过问而且还亲自参与选式制样。那么成化时期出现品质极优的小件斗彩器也就与成化帝本人相关了。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新园先生著《成窑遗珍》中就论述了成化帝对景德镇瓷器制造相当执着，自身有相当深厚的艺术修养，而且非常喜爱小巧工艺品，最后还考证了成化时期的六字款出自少年成化帝的手笔。那么在众多的杯类中鸡缸杯为什么一直首推其冠呢？在我所见前面曾提及的杯中薄如纸的脱胎杯就有双龙杯、花鸟杯、花鸟高足杯、三秋杯等，其它如高士杯、团龙杯、高足葡萄杯等在成型和技法上也不逊色于鸡缸杯。那么鸡缸杯是否出自成化帝本人亲自设计，选式制样的呢？因无明确的文献记载，尚难确定鸡缸杯是否出自于成化帝手笔，但小件斗彩器的出现肯定是成化帝本人所倡导的，而且很多品种也是在此时期所开创，为以后历代王朝奠定了模本。斗彩鸡缸杯就是其中之一，几乎历代都有仿制，而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达到了高峰。因此可以说宣德帝虽然创制了斗彩，但真正使斗彩瓷臻以极至的应是成化皇帝。
　　前面提到了斗彩的含义，那么从彩图中看到的残品鸡缸杯即是用青料勾出轮廓的未上低温色彩的半成品，此杯口径８.２cm，底径３.８５cm，高３.８cm，造型为侈口，唇沿薄，卧足，薄胎洁白精细，白釉泛青，莹润致密无棕眼，器里光素，外壁绘山石牡丹子母鸡，底足青花书“大明成化年制”双行六字楷书铭款外加双框。器足和底心都有碎开片，整体精巧秀隽，从上到下以一定弧度缓慢内收，不争夸张而求内敛，线型宛转流畅，工匠制作时别具匠心使其更具实用性。口沿的设计为侈口，饮用甚为方便。装饰方面，外壁安排一幅清秀妍雅的山石牡丹和跃跃欲动的子母鸡，小鸡都作展翅欢腾愉悦之态，两只公鸡一只呈鸣啼状，一只回头张望母鸡觅食，整组画面生动活泼。此只半成品鸡缸杯与故宫传世品比较，发现在式样排列上基本一致。两边都绘公鸡、母鸡和三只小鸡及一只小虫，山石牡丹虽残缺但制式也大致相同。然而细观之，我们发现公鸡的尾部略上翘，而且小鸡体形清健秀隽，尾巴也上翘，与众多传世品所不同。故宫所藏鸡缸杯，其画公鸡尾巴下垂，小鸡体态肥硕，尾部圆实成半球状，尾尖不很明显，脊背比较平直。而此残件小鸡背部线条宛转适度，山石画得较为高峻且有浓淡层次，牡丹花叶比较紧凑。故宫传世品的石头却宽矮，牡丹花叶疏密有致，排列更为美观。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鉴定家耿宝昌先生，对此成化鸡缸杯残器在笔趣上的变化，非常感兴趣。那么此杯与故宫所藏有没有前后序关系呢？让我们再作进一步分析。我们看到此件残器青花色泽浓翠，山石浓淡层次明显用小笔头浑水着色，线条相对较粗，釉面比较清润，山石牡丹布局也较紧凑，胎体稍厚。故宫所藏则整体布局适度，小鸡浑圆可爱，釉面柔润温和泛雅黄色，玉质感极强，胎薄且洁白细腻，青花淡雅线条纤细。说明制瓷业在当时已相当成熟发达，这与《成窑遗珍》所述成化窑第三期特征相同，应属成化后期制品（成化十七至二十三年）。清唐英《陶治图编次·圆器修模》：“圆器之造，每一式款动经千百，不模范式款断难画一。……凡一器之模，非修数次，其尺寸式款烧出时定不能吻合。此行工匠务熟谙窑火、泥性方能计算加减以成模范。景德镇群推名手不过三两人。”可知杯、碗、碟等圆器，在制作之前都须按图样做出范模，以求大小统一，方便绘画。那么，由此大家可以看出，圆器在同一时间同一种类的官窑瓷器中，尺寸样式应相同。笔者曾做过这种“圆器”研究，事实也相同，小件器尺寸不会相差 ±２mm。因此，残件鸡缸与故宫所藏显然不是一个时期的。故宫所藏的要矮些，两者底径也不相同。再由鉴定学角度看，根据特征、尺寸、用笔、釉色、料色、胎体的厚薄考虑，此残杯应早于故宫收藏的同类品。那么，残杯所出现的细微变化是不是仅为笔趣呢？笔者认为，在当时御窑厂制度下，选式制样是非常严格的，画工只能根据样版描画，大小距离或线条的粗细上会有差距和不同，但不会随心乱改，也不会多画和少画哪怕是一片叶子。所以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成化早期或中期的一段时间内，鸡缸杯式样是和残杯相同的，而故宫所藏的那只显然是属于成化晚期成熟时的产品。
　　在日新月异，资迅发达，高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鉴定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对鉴定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定家不仅要看得多、摸得多，还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考古知识、社会经验，同时对工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准确的进行瓷器的断代和真伪鉴定。鉴定瓷器时都免不了看胎、釉、色料及其反应的微观特征，而这些细微的地方就是每时期因工艺的细微变化所造成的，现在也就成了鉴定真伪和断代的重要手段。所以深入的进行工艺研究对鉴定学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具体言之，工艺包括很广，如胎土的选用和淘洗，釉料的选用，绘画技法，上釉方法，圈足处理，垫烧材料，装烧方法，工具的使用。烧窑的气氛等。这些工艺在每个时期都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审美的不同，不断产生变化，从而打上明确的时代烙印，也是仿造者往往很难跨越的历史和文化界障。拿烧窑气氛来说就难以人为控制，其优劣往往反应在釉和青花料上，所以现在大家鉴定时非常重视看釉面的特征。的确，釉面不仅只反应光泽，温润，其特征（致密度，桔皮纹，针孔）无不是烧窑中细微变化的体现。斗彩鸡缸杯自成化创此品种以来便因其名贵而很自然的成为人们争相仿造的对象，历朝历代仿造者层出不穷，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的仿品简直使人难辨真伪。今天斗彩鸡缸杯更因其可观的经济价值，仿造者仍不乏其人。由于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现代所仿更达到一种以假乱真的水平。其在尺寸、色料、纹饰上都与真品相仿。然而，仿品就是仿品，在真正的鉴定家眼中都会原形显露的。现今所仿的鸡缸杯在外观、尺寸上虽然相同，但对器型的侈口和往下渐收的曲线弧度的把握是相形见绌的；胎质虽白而细腻，但迎光泛红或微闪黄的微观现象，仿品是不可能显现的；青花款识周围的双框线条所呈现的自然的浓淡笔韵也是仿品不可能企及的。在鉴定中，上述所举的每种微观现象就好比现在所开展科技鉴定中用的微量元素，所以说鉴定学并不虚无飘渺、全凭感觉、全凭经验的，而是有其客观的标准。是完全靠得住的，是与科学完全相融通的。宋代“骨董”一词的出现也就是鉴赏的开端，那么从宋代至今，鉴赏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已经达到很高水准，但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也就对其提出了系统化、细致化、科学化的更高要求。我们相信鉴定学在自我完善和高科技相互结合下，鉴定中用于决定性的科学模糊理念，将会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2006年 11月28日，佳士得中国瓷器及工艺品秋季拍卖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其中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1．5123亿港元拍出。一只乾隆御制珐琅彩的小碗，价值1.5亿元人民币。这可算得上是全世界最奢侈的碗了。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造型秀美，白釉温润，胎骨薄如蛋壳，器型均匀规整，胎釉结合紧密，可用“白璧无瑕”来赞誉。碗上的绘画采用中国传统的没骨画法通景绘杏花、杨柳、春燕，绘工一流，运笔娴熟，色彩的搭配浓淡相宜，并有绝妙的诗与画意相配，是一件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绝美艺术品。传世的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仅有一对，２８日拍卖的是唯一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件，另一件藏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

杏林春燕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三国时代有位姓董名奉的名医。董奉定居庐山脚下，每天为人治病，不收诊费，只让治愈者到其房后山坡栽种杏树。数年后，杏树遍栽，郁然成林，号称“董仙杏林”，到现在仍是庐山胜景。人们称颂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者，往往爱用“誉满杏林”、“种杏之介”等语。后来杏林中又添绘燕子，以燕寓春，暗含董仙施手、妙手回春之意，具有祈福禳灾的广泛功能了。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二十八日的佳士得拍卖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张永珍以破清朝瓷器拍卖纪录的天价一亿五千多万元，投得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高出估价八成多，亦创下亚洲拍卖会史上最高成交价。

香港佳士得昨日举行“玉剪霓裳─张宗宪御制瓷器珍藏”拍卖会，展出多件拍卖精品，其中最瞩目为来自中国著名艺术品收藏家张宗宪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该精品白釉温润，工艺精湛，图中杏花盛开，春风吹拂银柳，双燕在其中飞翔﹔图侧有一首行楷御题诗﹕“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碗底更有蓝料楷书写 《乾隆年制》字样，是乾隆珐琅彩杰作。

这只碗的珍贵之处，是当今世上只有一对，拍卖的是市场唯一流通的一件，另一只现时收藏在伦敦大维德中国美术馆内。这只古碗昨日引来一番激烈竞投，最终被张永珍，以一亿五千一百二十三万元投得，成交价比早前最高估价六千万至八千万元，高出七千多万港元。除打破清朝 瓷器世界纪录，亦是历来亚洲区拍卖会上，成交价最高的一件艺术品。

这只是小狐看到并拍摄的大维德基金会的那只：

以下是拍卖的那一只：

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准器。里程碑。

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呢？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古玩界有一“误识”——“元代无青花”。这一“误识”的改变，不是中国人，而是两名外国人，一是英国的中国古瓷专家霍布森，一是美国的中国古瓷专家波普。他们的主要根据就是这两件1929年从北京古刹智化寺流失到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铭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即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

如今从伦大移到大英展出中。

以下资料：

高63.5厘米、题有“至正十一年”的青花瓷瓶——元代云龙纹象耳青花瓷瓶，闻名于世。这两件青花瓷瓶自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普博士命名为“14世纪青花瓷”以来，成为举世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被称为 “至正瓶”。

   我国被尊为“鉴瓷大家、文博界国宝”的耿宝昌先生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元明清釉下彩》的开篇《淡洁雅致的釉下彩瓷》中亦写道：“目前所知，流散于海外的高档元青花瓷传世品约200余件，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两件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有争议的古玩商吴赉熙带着一对罕见的青花云龙象耳瓶来到琉璃厂，请当时古玩行的专家高手掌眼并打算出售，这对瓷瓶原供奉于北京智化寺，其中一件的颈部记有六十二字铭文：“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遗憾的是这对珍贵的文物被当时几乎所有的“高手”认为是膺品瓷而拒之门外，“元代无青花”似乎是当时中国古玩行的“共识”，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门口失去了首先认识元青花的机会。

最后这对象耳瓶，被英国的一位中国古陶瓷收藏家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收藏，五十年代大维德爵士将毕生收藏的中国古陶瓷两千余件，其中包括清王府和宫廷流出的精品，全部捐献给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该学院以大维德命名建立了泼斯瓦耳大维德中国艺术品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从此位于伦敦格敦广场53号（53 Gordon Square, London）的大维德基金会因其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中国古陶瓷而享誉世界。

这对云龙象耳瓶出现在伦敦，首先引起了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霍布森（R.L.Hobson）的注意和认可，他于1929年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 Blue and White Before Ming ）一文，介绍了这对带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纪事款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但是霍布森的发现并没有引起当时学术界很大的反响，首先霍氏文章的发行量很小，更主要的是全世界公私收藏的这种类型的青花瓷没有被大量发现。当时学术界对元青花的认识还不很清楚。

1952年美国佛利尔艺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谱博士（Dr. J. A. Pope）发表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耳托布卡普宫所藏一组中国瓷器》( Fourteenth 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u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 ),  1956年又发表了《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rdebil Shrine )。他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和伊朗两博物馆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象耳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 世纪青花瓷。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公认。中国学术界将这种类型的青花瓷定名为“至正型”元青花，这对瓶也被称为大维德瓶，成了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